为何一定的不平等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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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21世纪，追求平等、平权的声音日益增加，成为了全球人民的共识，底层人民希望获得平等的制度从而拥有更公平的权利，而富人希望推动公平扩大经济效益(得力于公平社会下更低的犯罪率、更高的就业率等等)注；意公平和平等并不一样，本文探讨的是一定不平等的必要性。
先从我在金融市场的经历开始，大家都听说过市场有效性假说，如果所有影响价格的因素都反馈在价格上，那么参与者根据基本面、技术面等做出判断，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说有效，那么技术面能够完好的反馈市场的有效信息，那么基本面的定时披露受到美国证监会SEC的保障，从而主动alpha收益难以跑赢市场，而2020年得到散户关注的ARK打破了主动型基金业绩的低迷刻板印象；回到公平的问题，金融市场的基本面和技术面公开给绝大部分投资者都是一样的信息，看着一样的财报，也看着一样技术图形，不论多少次牛熊更替，长期下来皆是帕累托法则（八二定律），换而言之，在最接近绝对公平的游戏规则下，经历无数次合作博弈、序贯博弈......博弈出来的结果长期来看是一致的。
以金融市场为参照物，高考、入学考、求职面试等等，恐怕都没有金融市场充满流动性和平等性，在金融市场，人性被无限放大，贪婪、恐惧导致的种种悲剧，如果这就是人民所追求的平等，那我只想说，这样的追求是不可能达到的，最终仍然会被人性所牵制，形成八二之分。
但是我提倡中庸之道，人民在追求公平的同时，必须注意某些不平等所带来的利和弊，将引述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M. Scanlon）的《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Why Does Inequality Matter？）。
现在先谈一个简单的哲学问题，正是因为不平等，人民才会去追求平等，我们平时在网上看到绝大部分的不平等事件，都是有必要的去推进平等的，斯坎伦提出「平等的关切」（equal concern）概念，某些分配是不平等的，却符合平等的关切，例如如果地质因素导致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难维修道路，那么，在这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投入较多的资金用于维修道路，就是正当的、符合平等的关切的。
不平等导致的社会悬殊
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都导致地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无法被证成的，比如说，以不可靠为由拒绝信任某人或拒绝让他担任要职，必须有证据来证明，而不能依靠种族和性别来判断。在某些情况下，经济不平等也会造成地位不平等，比如要有某种妆容打扮才让人看起来像一个受尊敬的人，穷人负担不起，也就失去了这种地位。
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贫困
波普尔批判乌托邦工程，在他看来，这虽然是历史主义者美好愿望的产物，但它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最终目标这样的概念只能是错误的，因为目标只能是相对的，而最终目标的内容也无法是具体的，而只能是形而上的空洞言语。例如平等、自由、开放，就是最终目标通常打着的幌子，所以波普尔主张渐进式的社会工程。他认为社会工程应该服从以下两个原则：一是以排除人民痛苦优先，而不是增加快乐。在所有的政治理想中，试图让人们快乐是最危险的一种。二是温和的改良，而不是暴力的革命。这就要求社会改良政策需要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目标，而不是空谈理想。他提出了政治哲学中的四个悖论。
应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在波普尔看来是个错误的提法，因为它不可避免的走向暴君和极权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探讨权力制衡的方式，应该以合理温和的手段来达到普遍的目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项基于民主制度的渐进社会工程。
民主的原则虽然是防止极权和专制，但是有的时候民主制的效率却不如专制主义。波普尔将专制分为开明的和恶性的，开明的专制拥有最高的效率，而民主制的政策实施依赖于权力的制衡，不可避免的遭遇效率损失。但是波普尔同时指出，开明的专制是不可靠的，用阿克顿的名言来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专制者可以开明一时，但不可能一世，即便可以开明一世，也不能保证后代的开明。所以开放社会必须是一个基于民主制的社会，它的目的不在于最高的效率，而是减少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
自由的悖论在于，不加限制的自由会击溃自由其本身。波普尔认为自由取决于制度，而不在于平等。因为即便人生来平等，但极权主义仍然将他们困于枷锁中，所以，平等绝不能以牺牲自由的代价来换取。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严重的不平等，所以制度既要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又要限制自由竞争所产生的不平等。国家的权力实施要局限于人民自由的范围内，国家的干预也必须是间接的、制度化的，而不能专断的、私人式的。他尤其反感道德政治化，将道德视为一种国家意志，那是根本错误的。开放社会应该是政治道德化。
宽容是和自由类似的，不加限制的宽容也会击溃宽容其本身。波普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写成《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他主张民主制的宽容限度在于不能宽容反对民主制的人，其目标就是法西斯主义。然而，在和平时期，宽容原则应限制在最低水平，不能以对不宽容者不宽容为理由来剥夺反对的声音。波普尔划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标准为，政治制度的推翻对前者而言不需要流血而对于后者流血在所难免。所以，开放社会的原则和他的认识论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争辩双方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正误，只有在讨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观点更接近真理。
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难以被证伪，它们可能只是还没被推翻。
但是这说明种族歧视和性别其实就合理了？当然不，不论是种族还是性别的归类都不是非黑即白，应该是多元化的自由社会，例如性别不仅仅只有男性和女性，包括LGBT的团体都应该被放到自由社会中，而不应该采取极权打压，自由能够推进平等，因为反身性的作用，单纯追求某种平等是难以到达预期，推进自由可能是更好的方式从而规避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争锋。
政治平等
政治公平所要求的不是人们对于影响政策具有同等的成功可能性，而是人们拥有平等的机会产生政治影响，能够平等地获取（equal access to）某些手段。
美国选举费用在指数级上涨，民主的弱点仿佛被政客看破，正被利用形成“深层政府”和“民主的限制”；虽然富人有能力在政治竞选上投入更多资金，但这种能力不应给予他们决定性的优势来影响选举结果。另外，有一些标准也会限制民主选举的代表有资格去做哪些事，例如不能订立侵犯公民权利的法律，并须符合程序公义和平等的关切。虽然有策略可以阻止一些经济不平等产生的后果，但一旦高度经济不平等建立起来，要阻止这些后果就非常棘手。
回到金融市场的问题，市场中买卖股份中参与者行驶权利，通过限制交易和限制交易所收入，从而“促进平等”，而资本收入本身就是遵从指数增长，通过限制百分比的税收企图“促进平等”是非常不合理的，再说资本的获利也不完全取决于原始积累，这些更多是民主程序下的“道德”和“道义”。
有一种假定是：经济报酬的水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应得而得到证成。斯坎伦却推翻了这种假定，他认为不是任何制度都能够在道德上产生有效的制度资格主张。例如某校可以规定，某学期中取得最低平均成绩的学生必须在一个学期之内担任平均成绩最高的学生的私人仆人。这种制度就是无法得到证成的。
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了某种特殊作用，可以产生令人钦佩感激之情，但并不等于按照制度或习俗给予金钱的奖励是恰当的，因为道德性美德（moral virtue）不应当成为经济制度的职能。一种分配正义的标准必须提供某种理由来支持一些人拥有更多的分配物，道德性美德却未提供这样一个证成的理由。拥有某种能力在职位上表现良好，基于应得而要求获得报酬是一种制度资格的要求，而不是一种应得的要求。
有人说，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大公司的规模扩大，提高了高管的边际生产力，故增加他们的薪酬是正当的。然而，我们很难去界定高管个人的边际生产力。另一方面，有证据显示，即使高管普遍得到低水平的薪酬，仍然可以吸引有才能的人。高管薪酬愈来愈多地由薪酬委员会顾问根据「具有可比性」的公司来拟订，这些顾问通常是外聘的，故高管薪酬过高非由假公济私造成，而是机制缺乏证成。
公司的边际生产案例充分说明中心化的决策导致资本和权力的集中，基于这些条件高管确实是能产生更多的边际效应，难道仅凭借税收和监管就能推进公平？
如果生活中都不像公司边际效益案例一样中心化，也不像金融市场一样推动资本/收入比，最终难道绝大部分人不会被人性所划分出种种不公平？
参考来源：
Wiki.zh，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香港01，【书评．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从道德角度审视不平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