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假性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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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病了？在信息碎片化的今日变得无所适从？失去了对自我价值体系的认可？
疫情下，全世界的左派政党兴起，打着“平等”、“干预”等名号的手段入侵着人民的生活，是对其盲目信任还是自我的思考又或者是实行集体决策？
最近看到篇文章讲述了现代社会新一代人遭遇“现代病”，在教育上从小开始被家庭以保护主义被限制，从而失去了在自然获取人类智慧的途径，失去了吃苦的经历，沦为被保护的无能者，而年轻人却不自知，听起来非常刺耳且讽刺，这样的观点极其罕见，但是我认为当下为数不多有价值的言论。
在台湾常常会听到年长的一辈认为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称年轻人为草莓族。人不痴狂枉少年，长辈难道忘了，自己年轻时有些状况也未必好到哪去，而且年轻人是谁教出来的？
然而，无可否认的，和过去相比，现在大学生受到的照顾确实愈来愈多，有些是必要的，为了让他们更专注学习，可是能无限上纲吗？近年台湾高等教育愈来愈把学生当作顾客、以顾客至上的心态经营，加上少子化而招生不易，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有些过度保护不仅毫无必要，甚至弊大于利，因为过度的迎合只会真的教出草莓族，大学又成了箭靶。
举个例子说，教育部几年前发函要求大学避免在晚上和周末排课，甚至不能进行密集课程，可是同样要求大学教授要教学创新并且消弭学用落差。我同意必修课不该排在这些时间，因为要让最多学生能够方便地上课，可是连学生自己选择的选修课都要这么规范，那么我们要怎么跳脱教室和时间的限制让学生更多元地学习？而且难道学生不会自己考虑吗？这种过度保护学生的做法，才是真正造成学用落差的根源！
大学教育，是要培育出能够独立思考、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学生在大学的工作是努力学习，尽管其过程刻苦艰辛。大学不是为了迎合学生「由你玩四年」而存在的，也不是顾客永远都是对的！如果一点苦也不想吃，大可不必到大学里，可以把学费、生活费真的拿去玩四年。如果教授太混、课程太凉让学生学不到东西，那才是学生真正该申诉的！
他们认为这三大重大谬误符合三项标准：
他们认为这三大重大谬误造成了三大恶果：
海德特和路加诺夫剖析了这些年来美国大学的变化。首先是政治趋向两极化，党派对立上升。不可否认，这十年来，美国政坛民粹主义崛起，左右更加对立！两党共识愈来愈是天方夜谭。这让美国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俗称「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的疫情上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连到了疫情成为全球最惨重的国家，国内甭说对抗疫没有共识，连对严重性和疫情的资料真实性，都有不少政客和名嘴不相信，主张歌照唱、舞照跳的日子，漠视大量医护人员染疫死亡的事实，罔顾人命到人神共愤。
第三是，家长教养方式改变。虽然童年时期早已变得更为安全，但犯罪事件的比例却被媒体放大，加剧家长与孩童的恐惧；过去我一直以为美国的少年应该比亚洲的还更能够冒险犯难吧，可是到了美国念书后才发现，美国保护少年的法律多如牛毛，美国小孩不见得能够比台湾小孩更能够独立去探索世界，错过成长成为更坚强、能干、独立的成人的挑战和小风险，也对心理健康及抗压性带来负面影响。
海德特和路加诺夫认为，基于如此，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缺乏自由游戏和不受监管地冒险的机会，但若要长成懂得自我管理的成人，儿童必须具备这两种经验。另外，因为顶尖大学入学门坎愈来愈高，学生在学业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小学对体能和社会技能愈来愈不重视。因为自由游戏的减少，让孩子合作和化解争议的技能降低。
和台湾主要是教授治校，有大量行政服务，而且还为了降低成本缩编行政人员的状况不同的，美国高等教育可以吸收大量外国优秀学生，是门有利可图的生意，加上要让教授更专心产出学术论文，于是行政管理组织扩大，他们就形成了自身的利益考虑而扩权的团体，就不会在乎大学原本就该探究真相的责任。对行政团队而言，保护学生的任务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于是渐渐无限上纲。
第六，自从金融风暴后，2012至2018年的政治事性极具情绪煽动性，人民追求正义的热情日益高涨，但对正义的定义与看法却与以往有所不同，甚至不惜诉诸暴力。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左倾的现象更加明显，可是在科学领域也不遑多让，像我老板就是典型的自由派。虽然我的政治立场中间偏左，可是我也看不惯一些人文社科的学者把资本主义视为完全的洪水猛兽，或者批判科学为纯粹的霸权。可是作为知识分子，左倾是很正常的，这在愈顶尖的大学愈明显，因为知识分子本来就比一般民众更在乎革新、公平正义、政教分离、人权民权、民主法治、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等等，反对守旧、弱肉强食、贫富不均、政教不分、威权专制、人治、国族主义等等状况。
要改变大学教授的左倾倾向是困难的。我不认为学术界的左倾有什么问题，难道知识分子要和反智的极右派为伍吗？知识分子左倾也不见得一定就会无法有效产生「制度性消除确认」，因为政治光谱不是非黑即白，即使是都左倾，仍有不同的程度和主张，并不是全部都一样。像是神创论绝对是错的，我们不需要神创论者来教训演化生物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就会有不同的主张而争辩了！
然而，我也不认为左倾完全没问题，因为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待久了，确实会愈来愈无法理解一般民众，这也是为何很多美国自由派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可是选战常常打输给保守派，主要问题就是太过傲慢。台湾也常出现知识分子无法理解为何民粹型或贪渎型政客会高票当选的状况。
另外，愈来愈左倾的学术界，有时候会演变成意识形态审查，而非追求真理！身为学者，我们固然仍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可是绝不能漠视科学证据！我们要找出自然和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一味自以为自然和社会应该如何运作！有时候见到学者大力教训找到不合己意的证据的其他学者，确实令人感到心寒！
他们对教授、学校管理阶层和大学生也有几项忠告，希望能透过这些方法改善大学，包括认可芝加哥声明、建立不回应公开暴行的风气、不容许「闹场否决」；在招生上多收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和来自强调「知性德行」学校的学生，并把观点多元性纳入多元政策；在大学教育中保障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举办文明有礼的跨党派活动，引导学生对抗三大谬误。
延伸阅读：
转载自
别以为是台湾学生比较不耐操。我一直以为美国身为世界高等教育领头羊，应该比台湾好很多吧？没想到读了这本《》（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我也大跌眼镜，原来德不孤、必有邻⋯⋯并不是对岸的小粉红在强国被批评时会玻璃心碎满地，美国学生也有玻璃心，只是比较坚韧而且破碎的方式不太一样⋯⋯
《》作者之一的强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是一位影响力很大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的「象与骑象人」的比喻，我在很多书籍中都看到引用，畅销书《》，也是我这十年内读过最开脑洞的好书之一！另一位作者葛瑞格．路加诺夫（Greg Lukianoff）是个人教育权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FIRE）会长兼执行长，练习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多年。
《》想谈谈近年似乎广为流行的三大谬误，让大学生成为玻璃心世代：
他们提到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在《》（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中的主张，指出像免疫系统、肌肉、骨骼一样，适当的挑战是必要的。我们都知道温室里的小花难以经受大自然的考验，这是古老的智慧，可是我们却自以为是地在温室里培育小花，然后希望它们能够在野地长成大树！如果我们在校园中不让学生体验风险和压力，是要他们怎么在出了社会后就立马学会？
《》这本书的缘起是，海德特和路加诺夫写了篇文章投稿美国的知性杂志《大西洋》（The Atlantic），解释过去一两年的校园事件和风潮，原本他们给这篇文章取名〈争入穷途：校园如何教出认知偏误〉（Arguing Towards Misery: How Campuses Teach Cognitive Distortions），但是《大西洋》编辑唐恩．佩克（Don Peck）读了很喜欢，不但帮他们补强论述，还重新下了更简洁也更耸动的标题：〈宠溺美国心〉（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因为是忠言逆耳地批评许多大学的现象，原先以为会被大肆干谯，没想到反应绝大多数是正面的。
《》提到美国校园中对学生的各种过度保护，有些也让我瞠目结舌，我过去还以为老美比较有冒险犯难的精神，没想到有些学校也是种草莓族的。有些保护甚至是到了，只要让学生心理不舒服，校园就噤若寒蝉地不讨论某些争议性话题，使得校园中的意识形态愈来愈趋一致，口口声声说敬重多样性，可是反而抹杀了多元的讨论。有些大学生为了抗争不受欢迎的人士到校园演讲就祭出「闹场否决」（heckler’s veto）的方式，有时候甚至演变成暴力相向，让与会者和教授受重伤。
《》提到更可怕的状况，巨细靡遗地谈论「呛声文化」（callout culture）——不管教授其实是善意的，只要学生恶意解读，教授就成了众矢之的，有心人士甚至还会上网炒作为全国性话题，让大学面对千夫所指，行政主管为了息事宁人，往往犠牲公平正义来迎合乡民。我们在美国当助教时，培训课程第一堂就一直强调，学生只要觉得被性骚扰或冒犯就可以申诉，即使教授或助教完全没有任何意图。在台湾，我们教授同事间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说不要太机车，否则会上「靠北X大」。
读到《》中不少大学教授只是中肯地提出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却被有心人士无限放大，甚至只是用词让学生感到不舒服，就被「文化革命」式地被批斗，不少还丢了工作，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在一些学生抗争不受欢迎演讲者的过程，有大学教授和民众被打到重伤住院，而事后却没人被咎责。他们主张「言论即暴力」，指控那些不受欢迎人士到校演讲会让很多人「受伤」，却自相矛盾地用暴力让人身体上真的受伤。
再来，美国近年罹患焦虑症和忧郁症的青少年增加，学生因此更自认需要获得保护。他们引用了《》（iGen: 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 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Us）的见解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智能手机和社群网站的长时间使用有关，导致青少年愈来愈少面对面地良性互动。这些i世代上了大学后，易受过度保护的措拖吸引，而且也有焦虑症和忧郁症的青少年也倾向把世界看得更危险。
他们在《》提到美国大学教授严重左倾，这造成学术界无法有效执行「制度性消除确认」（institutionalized disconfirmation），也就是一种互相检验论点和主张以消除确认偏误的形式。基本上，美国大学教授确实有很高的比例，是倾左的，也就是所谓的自由派，像我的母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几乎是一面倒的民主党支持者，保守派不仅很少，而且还无法发声，那些少数保守派教授，主要是在经济系和医学院，还有小部分在农学院和工学院。
如果学者真的关心社会，也应该知道广大的保守派以及中间派的立场和逻辑为何，毕竟他们人数加起来，铁定过半！如果我们无法知道社会上过半民众在想啥，需要啥，还能够自称理解这个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理解敌人不代表要投其所好或者改变自己的立场！因此，让立场温和的保守派能适度地在大学里发声，也是极为必要的！《》里提到的各种抵制，就只会让自由派更加孤芳自赏！
在《》的最后部分，他们慎重地提出建言，建议家长和老师，希望能依此教育出更有智慧、更坚强也更独立的孩子。两位心理学家提倡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关键概念，指出CBT模式如何改善批判思考技巧、抵销重大谬误的不良心理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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