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社会概念

乌托邦工程——柏拉图计划（工程）

任何一种理性行为必定具有特定目的，有意识且一贯地追求它，并且根据其目的决定所采取地手段；把目的与最终结局的中间层去掉，让一些领域变得无法理性且绝对正确，而这些目的需要的是一份粗略的大纲或蓝图，只有一切被计划好，那么开始制定实际行动给的计划。

关键在于政治正确的领域是无法理性的，让理性与非理性的事物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把它施加给人民，同时把理性作用于把大纲或蓝图的内容兑现。

社会零星工程

它可以没有一份纲领或蓝图，尽力避免造成不幸的结果，寻找社会上最紧迫的恶行并与之斗争，从而改善苦难的情况，与前者最大的不同是采取大多数理性非暴力，具有反脆弱、试错的特征，但存在妥协的倾向。

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实现一种理想国，使用整体主义的社会蓝图，要求一种少数人的强有力的集权统治，因而可能导致独裁。

柏拉图的社会学理论

只要统治阶级的联合体不出现分裂，国家一旦建立，将长治久安，所以这样的阶级结合体需要有强大的维稳功能，只要国家存在，这一功能也必需是存在。

在文革的末期就算社会的知识分子与走资派被打压得一干二净时，而占主导的结合体却不断地内在分裂，就算是激进派也分裂出温和派的思想，使得思想无法统一，社会内耗；这一分裂是因为无法形成思想闭环，文革的批斗对象一般是模糊化，而放在思想纲领中，毛思想并不是具体化的，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的指导方针，尽管能够“指哪打哪”，但这使得“分裂思潮”的作用力更强，人民群众没有绝对的服从动机，人民仅认为这是政治正确，但仍拥有一定的选择权，维稳（维系）功能并不成熟，同时军队也无法过度渗透（不可否认军队延后了文革的不可控情况）。如果用柏拉图的社会学理论，文革时期的中国并不具备完善的国家功能。

其关键是国家领导者必需是哲学家，柏拉图对允许独立思考的人是感到恐慌的，最大程度对人民需要施加统治者权威（今日的政治合法性），同时对辅助者“合适地施加教育”，就会产生一大批优秀的战士，哲学家统治者从而树立超自然的要求，给统治者打上了印记，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构筑了障碍（人民失去了当家作主的可能性，同时也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