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政之課．4】跟蹤、監視、封殺、抓捕 — 中國維權人士的經歷（及香港新日常）

「我家已經幾年沒有過訪客了。因為他們在樓下，不允許任何形式，外交官、媒體、記者，所謂的『不穩定分子』，到我家來。」

身處北京家中的胡佳，在鏡頭前身穿著一件「我要真普選」的黑色上衣，透過視像接受《立場》專訪時說。

今年 47 歲的胡佳，是內地著名維權人士，多年來關注環保、愛滋病、民主人權等議題。2008 年，他曾因「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三年半，但其實早於 2004 年至今，只要他是在家的時間，就一直遭當局軟禁。

家門外 24 小時有警員看守，12 小時一更，警察一早熟知該小區內住了什麼人，生面口的一律禁止走近。胡佳有時出門看父母，或到醫院覆診肝硬化，警察都寸步不離。女兒現時與前妻居於香港，胡佳去年底到深圳跟女兒見面，警察也跟著來，他唯有對女兒說，他們是爸爸的朋友。

軟禁、監視，這是胡佳等內地維權人士的日常。恐怕也將是香港民主派的新日常。

港區《國安法》立法，香港社會一夜變天。但有部分變化卻不在法律上，近月黃之鋒、袁嘉蔚、岑子杰、李卓人等人均表示長期遭不明人士跟踪、監視。有在內地採訪的資深新聞工作者接受港台節目《視點 31》訪問指，連串跟蹤事件跟內地異見人士的遭遇相似，「可見將來不到一年，大陸的維穩、監控方式將全面在港實施，香港人要有心理準備。」

本專題首三篇分別探討捷克、韓國、台灣的歷史，追溯他們由極權走向民主的歷史，期望從中獲取如何前行的啟示，或希望。但最毗鄰香港的中國內地，暴政統治仍延續至今，且與香港未來直接相關。關注中國維權運動多年、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指，眼見港府近年動作，明顯有意在港複製內地打壓公民社會的模式及思維，「在於共產黨角度，一定向這個方向，但問題係，我們的抵抗可以有幾實淨。」

胡佳則向港人預告：「我現在面臨的恐怖、壓力、代價，你們很快也要面臨 — 害怕是正常的，但一定要向前。」

**打壓起點：《南周》事件**

十多年前，中國公民社會曾經不像今天一片蕭條。

2008 年 5 月，四川汶川地震，災害造成近 7 萬人死亡，37 萬人受傷。全國大小 NGO 積極支援賑災，赴前線支援的 NGO 逾 300 多個，本來潛伏的民間力量，開始走入主流社會視線。2008 年因此被不少人視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

近年中國政府收緊公民社會管控、甚至意圖連根拔起。初見分水嶺跡象，鄒幸彤認為是 2013 年《南周》事件。其時國家主席習近平甫上任提出「中國夢」、「憲政夢」，自由派媒體《南方周末》以此為主題的新年獻辭遭上級審查，引發許多新聞工作者及知識分子不滿，大批網友連續多天到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大樓外聚集，聲援《南周》編採部，並在街上提出民主及言論自由等訴求。

隨著習近平上台，中國政權對公民社會的容忍程度，不可同日而語。鄒幸彤舉例，2008 年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知劉曉波因發表《零八憲章》被捕，現時回想，姑且算是民間先有動作，政權再作出反撲。但至 2015 年「709 大抓捕」\[1] 等牽連數以百計人的大規模拘控，已發展成政權主動出擊，先發制人。

「打擊的力度、同埋本身件事的嚴重程度，已經係好唔同。」

中國對公民社會的強力打壓，可見於其對待 NGO 與維權律師的手腕。

事實上，在胡佳的經歷裡，打壓在 1989 年之後就沒有停止過。1989 年，胡佳 15 歲，還是初中三年級學生，在街頭阻攔過前往天安門的軍車。那個夏天，他上了另一所高中，幸而避過保衛部門清查，但十幾歲的胡，已經瞥見有如《1984》般恐怖統治的輪廓。

1996 年大學畢業後從事環保工作，胡佳 2001 年加入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愛滋病關注 NGO 「愛知行」工作，關注農村因賣血大規模爆發愛滋病的問題。2002  年，政府開始針對愛知行，中宣部下令禁止媒體報道其工作，機構創辦人萬延海被捕。胡佳當時已有心理準備，終有一天會輪到自己被抓。

「那時候我每天都做好了準備，出門前先洗了澡，換上乾淨衣服，準備好隨時被抓進看守所去。」

胡佳的預測是準確的。同年 12 月 25 日，他前往河南愛滋病村考察時被捕，原因是他們公佈的愛滋病疫情牽涉國家機密。胡佳憶述，被扣押時，警察對他說得很清楚：當你從北京登上 T974 列車時，我們已經在這裡等著你了。「這是我第一次，有人員直接接觸我，而且是用專案式應對我。」

**擺明跟蹤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而實際上，內地 NGO 一直都暴露在政權的全方位監控中。2000 年初還沒有微信，但不論是電話、短訊或電子郵件，一律經中國官方網絡傳送。不過到近年，國安、國保等部門的行動越來越頻密、高調，過去約維權圈人士「喝茶」，都是由便衣人員私底下聯繫，再約在咖啡室見面，現在卻會開警車 — 胡稱之為「花車」— 登門，查問組織跟國外反華團體有何聯繫，或者要求你當線人，提供組織違法的證據。

「最近這些年，他們已經明著出現，甚至國安都明著出現，不需要做任何掩飾。他就是要給你施加壓力，就是要讓你定期報告，要告訴你規則 — 儘管這個規則可能是與法律互拒的。

跟踪的目的除了蒐集情報，本身也是施壓的一種。「一種是秘密跟踪，有一種是明跟，就是告訴你，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喝茶、跟踪等相對軟性手段不得要領，再來就是以查水錶、查稅等名義，直接破門而入，或透過家人向你施壓。胡佳 2008 年入獄前創辦的另一機構愛滋病關注機構「愛源匯」，也是被指瞞稅漏稅，最後被迫終止營運。

2008 年，胡佳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監三年半。胡佳 2011 年出獄後繼續遭到軟禁，樓下有警察 24 小時輪流看守。他也再沒替任何組織工作，一來他無法再創立機構，也沒有一個尚存的 NGO 敢僱用他。

「只要你跟新華社的聲音不一樣、你跟黨、跟《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的聲音不一樣，你就是異類，你就是噪音，不管你是一個 NGO，還是一個宗教團體，或者一個勞工組織，都是在嚴密的監視中，沒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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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律師：由「死磕」到抓捕**

除了公民組織，維權律師同是在內地遭強力打壓的群體。

2015 年 7 月 9 日，中國當局在多達 23 個省份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約談了超過三百名維權律師及民運人士。北京律師陳建剛因為替其中一名被捕律師謝陽辯護，並指控警方對謝施加酷刑，遭當局多次約談恐嚇，也試過到雲南旅遊時全家被擄走，分別 6 歲及 2 歲的兒子曾遭警察用槍指頭威嚇。他們最終在去年舉家流亡美國，算是逃離直接的人身威脅。但即使已離開，仍身處國內的母親仍不時遭到當局威嚇滋擾。

「他們去我山東老家去威脅我母親，但我母親本身就對我積極反對，說要去告我反黨，你要拿我母親來威脅有什麼用呢...」陳建剛在美國透過電話接受《立場》訪問時，語帶無奈。

陳建剛 2008 年開始執業，他形容，2015 年之前幾年的中國司法環境，「還可以接受」。雖然那時他也會代理一些當局眼中的敏感案件，但那時頂多也只是有司法局人員在開庭前找你吃飯，叫律師在庭上少說話、留一手。

「我們都是，『好好好、行行行』，這樣周旋過去，因為我們的律師工作證都要搞年審，還不好直接跟他們撕破臉。」「 但在真正開庭的時候，我本人來說，是從來沒有打折扣的。」

2011 至 2013 年左右，中國維權圈流行一個詞叫「死磕派律師」，形容那些積極參與維權案件，以至在庭上激烈抗議審訊程序不公的律師們。雖然當時有不少律師曾被法庭驅逐、甚至遭到刑事拘留，但前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吳慶寶曾在《環球時報》發表評論文章](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929035655/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JBtgf)，讚揚「死磕派」律師為弱勢維權，衝著執法及司法不公而來，肯定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甚至建議政府應吸納這群律師，成為決策參謀之一。

陳建剛指，不少維權律師的理念，是希望透過公開辦案和審訊內容，揭示部門濫權及政策不公等問題。當時不同省份的律師更會組成律師團，聯合辦理大型案件，閒時還會一起吃飯聊天，討論國家大事。

「2015 年之前，律師當時還比較理直氣壯，因為我們都是遵守法律的。但共產黨感覺到，如果讓這樣一部分律師繼續發展，公檢法繼續被我們打在下風，他們會越來越難堪，」

維權律師面臨的境況，2015 年明顯起了變化。「到『709（大抓捕）』的時候，他們不再講法律了，直接用政治案件，律師叫做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直接抓捕、嚴刑逼供，然後扣上一個罪名，關進監獄。」

陳建剛說，以前的經驗是，當個別律師被拘捕，各地維權律師都可以從八方聲援，但 709 大範圍抓捕，明顯是要一網打盡，令他們陷於孤立無援。陳認為，在後 709 至今的五年，中共對律師的鐵腕不僅沒有絲毫放鬆，反在不斷收緊，持續有律師被約談威脅，有人通過司法考試後卻不獲批准執業。王宇等不少 709 律師被吊銷註冊後，曾經成立「中國律師後俱樂部」法律服務組織，一樣遭到當局取締。

除了對律師施壓，當局亦從加緊控制案件程序著手。例如現時 12 名港人遭扣押在深圳鹽田看守所，多名家屬委託律師被拒絕會見當事人，外界普遍相信因為他們被指定官派律師。

「中共是兩手來做，一個方向是殺掉、管束一部分律師，剩下的如果你還敢出來辦案，就直接把辯護人席位給佔領，不需要你們辯護。」

陳建剛憶述初入行頭幾年，律師們滿懷希望，希望透過維權案件普及化民主、自由、法治概念，期望一點一滴累積，中國社會慢慢變得更開放、公正；他又想起戰友，如今有人各散海外、有人仍然身陷囹圄...

「當時，我們還有司法狀況在同步發展的錯覺。」

**中共打壓維權圈子四手段**

據鄒幸彤觀察，中共近年打擊維權圈子的手段，大約可以分為四個方向。

第一，最直接的手段，是透過法律武器懲罰他們眼中的麻煩製造者，輔以例如訊息截取、人面識別等數碼監控方法，抓捕的大網幾乎滴水不漏。

第二，訂立法規限制組織資金來源，包括在 2017 年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內容管理法（境外 NGO 法）》，為組織接受境外資金及募資加上嚴苛規限，增加 NGO 受政府監管干預的機會。

第三，打壓自由派媒體，加強網絡審查，讓公民社會的消息無法傳播開去。

「之前各種各樣的團體，其實都好靠媒體去煲大件事，所以當時有少少相對自由度大的媒體係好緊要的，如果唔係你無嘢可以做到。但係《南方週末》之後，內地媒體基本上都 crack down 得好厲害。」

尤其在爭取國際關注的層面上，香港位置明顯較內地有利得多。「某程度上香港好好彩，有個前英國殖民地、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你一出咩事，全世界媒體都會睇住。但內地唔係，你一地下化，就好難俾媒體 catch up 到。」

第四，因缺少媒體和網絡等傳播渠道，內地公民團體要吸納新成員本已極為困難。而即使有新人加入，他們亦往往會遭國安、國保迅速約談，趁他們態度未夠堅實前早早勸退，意圖讓異見聲音在世代更替下逐漸消亡。

鄒幸彤指，即使不是最政治敏感的組織，甚至只是普通的在地公益團體，一樣被緊盯。

「國保 detect 得好快，一知道有新人入咗嚟，即刻畀各種壓力你。好多時係搵你屋企人，嚇佢話你繼續做，屋企人會受影響。好多時，你都無一個時間去培養、或者說服個新人留在運動裡面，佢已經被勸退咗。」

鄒幸彤坦言，中共全方位圍堵式打壓，無疑取得一定成功，令內地維權圈越來越窄，也越趨碎片化。「呢家最堅實的 activist、律師，基本上都係上一浸、前十年已經捲入運動的人。」

注：

\[1] 2015 年 7 月 9 日，中國當局在多達 23 個省份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約談超過三百名維權律師及民運人士，部分維權律師，包括曾失聯三年多的王全璋，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判囚，部分人獲釋後透露羈押期間遭酷刑對待。

> *（此為《暴政之課｜中國》上篇，下篇將不日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