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政之課．1】專訪哈維爾傳記作者　共產捷克給香港人的啟示：活得磊落，就是對抗極權

近月香港不少人談論的，是捷克首位民選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他本是位詩人、劇作家。其中他最為人熟知的著作《無權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寫於上世紀蘇聯時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有人形容香港已踏入白色恐怖時期的今天，不少人在讀哈維爾，希望從中獲得啟示及參考。曾翻譯此書的文化學者羅永生近月接受報章訪問，也說迷茫時要讀哈維爾，學習在極權下面對自己 \[1]。

1936 年生於布拉格上流富裕家庭，哈維爾童年時經歷納粹佔領，青少年時則正值共產政權管治，因階級出身無法進入高等教育院校，半工讀完成夜校。他多年來一直公開批評政府侵犯言論自由及人權，是著名「七七憲章」發起人之一，曾被捷共以「顛覆共和國」罪名判囚 4 年半。1989 年東歐政局劇變，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天鵝絨革命」，共產黨政權在群眾和平示威下倒台，出獄僅 42 天的哈維爾成為共和國總統。邁向民主之路的過程不流一滴血，至今被奉為佳話。

Michael Zantovsky 是哈維爾在憲章運動中的戰友，哈維爾執政後擔任他的新聞秘書，並曾擔任捷克參議員、駐海外大使等職位。2011 年哈維爾去世後，Zantovsky 撰寫他的傳記《Havel：A Life》，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在全球暢銷，目前是哈維爾圖書館的總監。

身處布拉格的 Zantovsky 早前透過視像通話接受《立場新聞》訪問，他主動提到捷克過去一年亦有關注香港情況，並支持香港人民主訴求。雖然香港與捷克兩場民主運動相隔三十年，兩地歷史、社會脈絡均大相徑庭，兩地經驗難以直接類比，但 Zantovsky 引述哈維爾指出，人權、自由等都基本普世價值，人的視域（horizon）理應要超越自身的日常生活，關心他人及世界。他於訪問開首著記者放心，在爭取民主的議題上，捷克人與香港人民站在同一陣線。

但香港時代革命與捷克天鵝絨革命，至少在兩個層面上無法相提並論。Zantovsky 說，第一當然是對手不同，全球政治格局也今非昔比；第二現今世界資訊流通，全世界都把香港情況看在眼內，起碼就這一點而言，Zantovsky 認為香港的情況或比當年捷克斯洛伐克來得好一點。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上世紀 40 年代掌權，1968 年改革派上台，當時的捷共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主張實行「帶有人情面孔的社會主義」，推動國內經濟及政治民主化改革，亦即史稱「布拉格之春」。但改革運動觸動了莫斯科神經，憂慮民主改革會輻射出去影響其他華沙條約國家，毅然決定在同年 8 月軍事介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走上街頭抵抗，死傷枕藉。改革被鎮壓後，捷共政府被逼簽署《莫斯科協定書》，接納華沙盟約軍以「保衛社會主義」為由繼續軍事佔領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隨即進入長達 20 年的黑暗時期，秘密警察橫行，異見分子遭逼害。

不過對比起例如揮軍直入布拉格等血腥手段，極權 — 或哈維爾所指的後極權社會，最主要並有效的宰制方式，是讓人民自動服膺於政權意識形態。

1969 年，時任副總理古斯塔夫·胡薩克（Gustáv Husák）接替被迫辭職的杜布切克職位，在國內推動「正常化」計劃，撤銷改革時期的新法案，整頓傳媒、司法機關中改革派力量，重新擴大警察權力，將異見分子關押在教育或勞改營，並透過秘密警察竊聽電話、檢查信件等手段，監視等手段控制公民日常生活。哈維爾在 1975 年《給捷共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中，如此描述當時社會「正常化」的面貌：人們如常上班、逛街購物，他們也投票支持政府，支持政府所作的任何事。社會恢復「正常」，因為人們恐懼，促使他們互相監察及自我監察，變得犬儒和冷漠。

哈維爾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無權者的權力》\[2]，寫作背景正是這段歷史，他形容的布拉格之春後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人們變得自私起來，到處都籠罩着恐懼。人們被迫對生活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裡卻什麼也不相信。」哈維爾在書中提及一個賣菜大叔的故事，他會在商店櫥窗掛起「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但他這樣做，不是因為真的在乎工人階級有無團結起來，而是為免自招麻煩，順從政權的意識形態。這看似無傷大雅的行為，已同時鞏固了謊言，成為謊言的一部分。

**生活磊落作為反抗**

哈維爾提出，反抗的第一步，是每個人都要 living in truth，直接翻譯是「活在真相之中」，羅永生譯作「活得磊落真誠」。

Zantovsky 解說，哈維爾圍繞「磊落真誠」的思想有三個重點，第一，哈維爾觀察到在後極權社會中，人民只是口頭上（by lip-service）順從官方意識形態，社會表面上團結，實際上人人生活在謊言之中，且從自己的身份異化開來，哈維爾認為，只有當人拒絕假裝順從，踐行自己所信之事，方是結束異化及自我矇騙的第一步。

第二，Zantovsky 指，哈維爾相信如果有足夠人數拒絕政權的謊言，不接受政權的遊戲規則，甚至講出自己真正信念，力量匯聚起來有巨大潛力，會為社會帶來轉變，亦即所謂無權者的權力。

第三，哈維爾深信每個人都要對權力作出某程度的回應，每個人對社會均有一定程度責任。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就如此闡釋：

> ...後極權制度就靠著將每個人都拉進其權力結構內，使每個人都成為一個相互構成總體中的器具，而這總體已成社會的自驅總體。
>
> 事實上，下至賣菜大叔，上至總理大人都參與其事，亦同受其奴役。不同級別的人只不過以不同程度參與：賣菜大叔的參與程度低，因而掌權較少，總理大人具有更大權力，自然泥足深陷。兩者同樣是不自由的，只不過方式不同已。真正的始作俑者不是某個人，而是制度。在權力階梯上，在不同位置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責任和罪咎，但沒有人要負全部責任，也沒有人可以將責任完全推諉。...

**發生的事總有價值**

正如 Zantovsky 也開宗明義指出，香港和捷克的社會脈絡不盡相同，自去年社會運動爆發後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最高峰時曾有 200 萬人上街參與遊行示威，即使街頭抗爭減弱，香港也沒有出現簇擁政權的假象，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民意調查顯示政府民望仍然長期於低位徘徊，似乎個人層面的覺醒仍未足以動搖政權一分一毫。如果政府完全不在乎謊言有無被識破，哈維爾的「磊落真誠」，對今日的香港有何意義？

Zantovksy 說，他完全理解為何港人在中共治下會感到絕望，尤其看到過中國公民社會承受的壓迫，像是受《七七憲章》啟發而成的《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陷獄含冤而死，「中國裡面發生的（壓迫），是很龐大、極具系統性，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未見過的，」

不過 Zantovsky 強調，即使是至 1989 捷共倒台前幾個月，他們當時還不知道民主化在望，人民始終要確信，我們無法預知政權、或世界局勢何時會變化，何時會出現破局的可能性，「有時你就是要告訴自己，你可以堅持下去，無論要堅持多久。」

哈維爾的磊落真誠，其實核心說的是如何面對自己。Zantovsky 指，哈維爾一直強調一種信念，是所謂抱有希望，並非因為肯定是事情會有好結果，而是不論結局如何，發生的事情總有其價值（hope is not a certainty that something will turn our well, but a belief that something has a meaning, regardless of how it turns out.）

「如果你相信這種說法，它會給你一種距離感，並令你更有耐性，為結果去等待。」

捷克《七七憲章》最初只有 242 人簽名，至 1987 年底簽名人數亦不過一千人，反而招致多名發起人被捕陷獄，看似無功而還。哈維爾一年寫成《無權者的權力》，就曾形容如果用開放政治系統的傳統眼光來看，它可以說「在政治上是完全無望的」，但對一個後極權社會而言，七七憲章可能有著重燃公民自覺和信心的影響。哈維爾十年後再撰《論七七憲章的意義》\[3] 一文，再回應有人對憲章作用提出質疑時承認，如果從實用政治角度看來，憲章的作用的確有限，但他認為憲章當初的宗旨，更傾向是在道德方面尋找出路。

從短期產生的效果來看，上書之舉似乎鞏固了執政者的法權，然而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以及永恆的原則性來看，上書之舉強調了公民意識。在社會歷史的發展中，政權更替，法律秩序變換，甚至社會制度也會發生變化，然而有一條原則是永恆不變，並永遠具有現實意義，那就是：公民應該承擔他們對整體命運的責任，並以此指導自己的行為。......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當然要根據未定的環境），都要弘揚真理；將真理與權利結合起來；要求當權者尊重真理，從而或多或少地為公開的民主討論開闢一席之地；建立、鞏固公民參政的制度，提醒公民維護自己參政的權利。

憲章的任務不是評價執政者，而是樹起一面社會關係的鏡子，從而強調最基本，人人都應有的公民權利。

《論七七憲章的意義》一文在 1986 年 7 月寫成，當時距離天鵝絨革命不過 3 年。

香港《國安法》生效近三個月，至今超過 20 人被逮捕，當中不乏因網上言行被捕者。在嚴刑峻法下，言論自由空間縮窄，人民還能如何保持磊落真誠的勇氣？

Zantovsky 認為，公開說出自己信念已是第二步，而在極權下保持磊落真誠的第一步，是拒絕參與政權的謊言，「就像那個賣菜的人，哈維爾不是要求他站出來說反對政府，只是希望他不在櫥窗貼上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海報，這是兩種不同程度的勇氣 — 而在絕大多數情況，拒絕參與謊言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在最細微處行使自由**

Living in Truth 的具體反抗方式，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曾經透過在政府掌控體制外建立「平行結構」、「平行文化」，包括發展地下刊物、地下大學、地下劇院等，Zantovsky 說，人民總有方法交流、表達官方意識形態容許以外的思想，不至於沉默。

「我們當年出版地下刊物，還要用上打字機、用碳式複寫紙逐頁打出來，你可以想像到多費時，但當年仍有很多人去做，當年這是很熱門的家庭手工業，人們也會把禁書互相傳閱。還有人會在家中舉辦地下音樂會，辦地下大學，甚至邀請海外學者來講課... 這些堅持以自己方式、而不是政府容許的方式過生活的行為，也屬於抗議的一種。」

哈維爾形容，平行結構可說是「磊落真誠地生活」的最充分表現，「平行結構就是一個讓不同的生活存在的領域，那裡生活與生命的目標和諧一致，生活的形式亦符合那些生活的目標。」

「我們當年也有方法表達自己的意見，現今資訊科技發達，我相信你們會有更大的力量。」Zantovsky 說，「當然今天的中國政府發展出很厲害的監控技術，但政府最終一定是徒勞無功的，今日有太多方法、太多可能性了，我相信無論政府如何箝制，人民總會有辦法連結。」

除了在制度外行使自由，在高壓之下，自由亦體現於生活的微小之處。哈維爾曾因被控「顛覆共和國」入獄，陷獄期間寫給妻子 Olga 的過百封家書，後來輯錄成《Letters to Olga》一書。哈維爾總在書信中叮囑妻子要給他寄茶葉，最好寄兩大罐，因為泡茶，是他在獄中每天唯一能夠為自己自主安排的事情，是他自由的實質象徵。

> &#x20;也惟有當我在沖泡它時，才仍能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人，如同過去一樣，有能力照顧自己。
>
> &#x20;我每天都喝茶，而且把茶的沖泡調製，當成是每日一個小小的儀式，儘管是一個小小儀式，但它的功效卻很大，可支撐一個人免於崩潰。
>
> *— 哈維爾《Letters to Olga》*

哈維爾是公認的溫和政治家，曾經說過政治家最重要的是要有耐性、縝密思考、分寸感和了解他人。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強調尊重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並主張人民應以法律為工具提出， — 儘管他也明言，法院和檢察機關受盡政治操縱、警察會捏造證供、法律可以為權力運作披上高貴的外衣、「依法辦理」成為毀掉青年人生命的藉口。

哈維爾有此主張的原因是，體制必須依靠法律建立自己的認受性，法律是政權意識形態的基本信條，並為權力提供必要的形式、框架和基本準則去運行，雖然哈維爾認為，部分法律條文，尤其是關於人民享有何種權利的條文已淪為一紙空文，但如果人民堅持向法律提出訴求，「（政權）除了假裝手法已別無他法，所以逼得一定要對這些訴求作出回應。」

哈維爾認為，「要求維護法制就是一種過磊落真誠生活的行動，會在謊言的頂峰毀壞整個謊言的結構。這樣的訴求會一再使法律的官樣文章性質暴露於世... 間接逼使那些躲在法律背後的人去肯定它，為他樹立威信」；相反，哈維爾認為如果我們因認為法律只是偽裝，不屑利用法律提出訴求，「實際上只是會使法律作為偽裝和官樣文章的性質變本加厲，默許法律成為假象世界的組成部分，令那些利用法律佔便宜的人可以從容地享有這種（最虛偽的）藉口。」

Zantovsky 受訪時則指，《七七憲章》之所以贏得支持，因為憲章只訴諸當時共和國已簽署的國際協定，相關條文所保障的言論、教育、宗教自由等，他們當年只是要求政府履行承諾，而非推翻原有法制。Zantovsky 認為，對應香港的情況，就等同中國政府承諾奉行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現在為何做不到呢？「我認為香港人和國家社會，都應該促請中國政府遵守自己的承諾。」

除了重視守法原則，哈維爾明確反對武力（或暴力）抗爭，至少他認為並不適合於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後極權社會。哈維爾形容，後極權社會猶如處於「被催眠」的狀態，人民沉睡在消費物慾之中，造反不單不會贏得支持，甚至會令人民更偏向體制一邊。

不過哈維爾進一步指，反暴力精神最深處的原因，是因為相信社會制度的改變，只是表面、次要的東西，真正的社會問題埋藏得太深，不能僅僅由更換政府或技術改革等的方法來解決，以「邁向美好將來」為名的暴力，很可能只會帶來更多的問題與不公。

在超過 40 年後的今天，Zantovsky 說自己不是靈媒，但他深信如果哈維爾仍在世，他仍會反對今天各地示威中發生的暴力。「因為他始終不相信暴力可以帶來社會改變，他一直反對所謂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所以使用暴力沒有問題的那些說法。」

Zantovsky 說，1969 年華沙盟約軍入侵布拉格，有少數青年計劃以武力反抗，最終不成功，部分人入獄，但除了這一次以外，以他所知，捷克斯洛伐克多年的反抗運動均沒有人使用武力。直至當年天鵝絨革命期間，廣場上最多人叫喊的一句口號，是「我們和他們（共產政權）不一樣（We Are Not Like Them）」，Zantovsky 甚至記得，1989 年 11 月 17 日政府派出防暴警察鎮壓示威學生，還有學生給警察送花。

曾有學者分析，天鵝絨革命之所以能堅持非暴力抗爭，其一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非常重視理智主義（intellectualism )，視講出真相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加上知識分子網絡即使在共產時期仍持活躍，哈維爾等知識分子在捷克斯洛伐克反抗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不過 Zantovsky 亦指，1989 年政權和平過渡，也有很大部分原因和政府官員深知大勢已過，樂得交出政權，時也命也，Zantovsky 形容捷克斯洛伐克是幸運的。

相反同年在羅馬尼亞發生的革命，則沒有這麼幸運，支持和反對政府的武裝部隊多次交火，據報死亡人數逾千，領導人夫婦是被槍斃的，「我比較傾向我們（天鵝絨革命）的做法，但我也經常說，其實從來不是人民決定會不會發生流血衝突，我們沒有槍械，發生流血事件是政府的責任，他們要受到相應懲罰。」

哈維爾 1989 年當選總統後，亦曾在訪問中形容，能夠活著目睹國家順利在充滿愛的情形下進行革命，自己對此感到很高興，但他同時目睹羅馬尼亞革命的血腥景象，意識到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倖免於難，「畢竟，類似的事情也可以在我們的國家發生。（After all, in our country something like that could have happened as well.）」\[4]

三十年後回看天鵝絨革命，是否只屬天時地利人和的巧合？想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是否太樂觀、太天真？不流血革命的經驗，還有沒有辦法複製？

Zantovsky 說，像他們在共產政權下成長的一代，讀書時常被灌輸歷史唯物論觀點，歷史發展軌跡完全受制於物質條件，但他們長大後才知道，人有能力創造歷史。

「很多時候你看見歷史會向前飛躍幾步，又再後退幾步，你永遠無法預測。而當事情無法預測，當中總會有運氣的成分。」他笑言，「但當你爭取一件事情夠久，或許到某一刻，幸運就會降臨。」

**註：**

\[1]《明報》，[過到自己達人羅永生 香港有種天然抵抗力](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229133525/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200712/s00005/1594491268388/%E9%81%8E%E5%88%B0%E8%87%AA%E5%B7%B1%E9%81%94%E4%BA%BA%E7%BE%85%E6%B0%B8%E7%94%9F-%E9%A6%99%E6%B8%AF%E6%9C%89%E7%A8%AE%E5%A4%A9%E7%84%B6%E6%8A%B5%E6%8A%97%E5%8A%9B)

\[2] 本文引用《無權者的權力》章節摘自羅永生譯（1992） 《哈維爾選集》，基進出版社

\[3] 論七七憲章的意義，[網絡](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229133525/http://www.123456ww.com/wgwx/zpj/haweier/008.htm)

\[4] Arnost Lustig and Josef Lustig Return to Czechoslovakia: Snapshots of a Revolution: The Kenyon Review New Series Vol. 12 No. 4 Autumn, 1990 p.8 Kenyon College <http://www.jstor.org/stable/4336322>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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